美国共同基金在股东诉讼中的使命（三）：共同基金原告与股东诉讼

张骁华

律师

编译：张骁华

【摘要】本文旨在分析共同基金在股东诉讼中的行为。首先回顾股东诉讼的基本形式，以及此可能给共同基金投资者带来的好处。然后审查十大共同基金是否以及如何参与股东诉讼。本章介绍美国共同基金作为原告地位参与股东诉讼的情况，并重点讲诉5个案例：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rywide）、巴西石油（Petrobras）、美国不动产资本公司（American Realty/VEREIT）、泰科（Tyco）、瓦伦特制药（Valeant）。

【关键词】共同基金 股东诉讼

共同基金参与股东诉讼

一、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rywide）

二、巴西石油（Petrobras）

三、美国不动产资本公司（American Realty/VEREIT）

四、泰科（Tyco）

五、瓦伦特制药（Valeant）

如《美国共同基金在股东诉讼中的使命（一）：理论中的股东诉讼》所述，共同基金约占美国股市的三分之一，因此，它们将在公司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治理权力属于共同基金家族——根据与投资者签订的合同组织和出售基金权益的更大实体。下面以富达投资(Fidelity Investments)提供的股票型共同基金为例。富达投资是一家管理大量共同基金的资产管理公司。富达首先购买有价证券，然后将基金股份出售给投资者。富达还将利用投资顾问(通常是一个相关实体)来监督共同基金的日常运营。根据投资合同，投资组合股东投票和股东诉讼的权利被授予投资顾问。

大部分大型共同基金家族在股东投票时，都要求投资顾问听从公司治理集团的建议。但是诉讼呢?共同基金如何以及何时起诉股东?与养老基金和对冲基金等其他机构中介机构相比，共同基金在股东诉讼中的行为如何?与个人股东原告的努力相比又如何呢?这些都是经验性的问题，接下来将以经验性的方式回答这些问题。

共同基金参与股东诉讼

为了获得关于共同基金是否以及如何参与股东诉讼的数据，研究者收集了最大共同基金的股东诉讼的法庭摘要。研究者将搜索范围限制在10年期间(2009年1月至2018年年底)的十大共同基金的诉讼活动，并根据投资于股票策略的管理资产数量对最大的共同基金家族进行了排名。因为研究者在试图研究股东诉讼，试图捕捉拥有最大股权的资产管理公司的诉讼活动；这就意味着一些主要提供债券基金的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如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没有进入研究者的前十。这10家共同基金公司的名字:先锋基金（Vanguard）, 贝莱德集团（BlackRock）, 道富集团（State Street），富达集团（Fidelity）, 美国资本集团（Capital Group）, 普信（T. Rowe Price）, 三维基金顾问公司（Dimensional fund Advisors）, 纽约梅隆投资管理公司（BNY Mellon Investment Management）, 摩根富莱明资产管理公司（JP Morgan Asset Management, and Invesco）。如表1所示，这10家共同基金公司管理的资产总额达到了惊人的24万亿美元。

表1:按管理资产（AUM）排名的美国十大资产管理公司（Dec. 2018）

基金家族也可能使用其他企业名称，或者由单个基金而不是主体本身提起诉讼的情况——例如，贝莱德全球配置基金（BlackRock Global Allocation fund），而不是贝莱德顾问(BlackRock Advisors)。同样，通过以任何一方身份搜索基金名称，研究者旨在获得基金参与但不一定担任首席原告的诉讼的情况。在剔除了主要是合同和雇佣索赔的不相关诉讼之后，总共剩下了19起涉及这些基金投资者的诉讼。

表2:共同基金参与股东诉讼情况（2009–2018）

表2总结了上述共同基金集团在10年期间提交的股东投诉总数。第一栏包括所有由相关基金提出的股东投诉。此栏中提到的许多案件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股东诉讼。例如，贝莱德提起了几起诉讼，指控这些基金投资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RMBS)销售存在不端行为。尽管这些案件是针对受托人银行的派生诉讼和联邦证券法指控，但它们不是针对公司或其经理的传统股东诉讼。表中有5个这样的RMBS案例。如果不包括他们，贝莱德提出的索赔总数将降至4起。

此外，表中许多案件是由不同基金针对同一被告提起的。三家基金(Dimensional、State Street和Vanguard)对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提起了10b-5诉讼。两家基金(贝莱德(BlackRock)和T. Rowe Price)对rywide提起了10b-5诉讼。两家基金(贝莱德(BlackRock)和先锋(Vanguard))对美国房地产协会(American Realty/VEREIT)提起了10b-5诉讼。两家基金(贝莱德(BlackRock)和T. Rowe Price)对Valeant提起了10b-5诉讼。有趣的是，在早些时候针对Valeant的集体诉讼中，贝莱德和另一家基金T. Rowe Price也被列为原告。最后，我们找到了一个单一的评估诉讼，臭名昭著的戴尔估值案，T. Rowe Price在迈克尔·戴尔的管理层收购案中请求估值赔偿，但最终由于管理错误未能完善其估值权。

总而言之，在10年的时间里，美国最大的共同基金，委托管理着数万亿美元的投资者财富，仅仅提起了6起管理不端事件的诉讼、11起传统股东诉讼。除了一项指控外，所有这些指控都违反了联邦证券法第10b-5条规则。在州法院的合同诉讼案件中，除了T. Rowe Price在戴尔的估值诉讼，没有一个是在州公司法下的索赔案，无论派生或直接。此外，我们样本中的绝大多数索赔案都不是具有代表性的行为。上表中唯一的集体诉讼是针对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和Valeant提起的诉讼，在每一起案件中，相关基金后来都提起了自己的诉讼。在上述案件中，上述共同基金都不是主要原告。研究样本中的基金在提起诉讼时避免成为主要原告，并自行寻求索赔。下面是五个10b-5诉讼背后的基本事实和主要程序。这些案例至少表明，如果共同基金愿意，它们可以积极参与股东诉讼。令人困惑的是，他们很少这样做。

一、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rywide）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陷入困境的抵押贷款发行机构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rywide financial）面临数十名原告的诉讼，最终确认为三个共同基金家族。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的绝大多数收入来自抵押贷款相关业务，包括抵押贷款的发放、购买、服务和投资。在金融危机爆发前的几年里，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大幅降低了抵押贷款承销标准，并转向高风险产品，而没有向投资者披露这些业务惯例的修改。因此，当危机来袭时，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公布了巨额亏损，并在2008年初被匆忙出售给美国银行。但该公司被出售之前，也就是2007年8月，投资者在美国加州中区联邦地区法院发起集体诉讼指控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违反证券法中关于虚假和误导性陈述的条款以及遗漏关于其放贷标准和贷款质量的披露。这份起诉书长达416页，包括针对50名被告的21项证券欺诈指控。

2010年5月，美国银行以6.24亿美元了结了这起集体诉讼。但包括贝莱德（BlackRock）和普信（T. Rowe Price）在内的33名投资者对和解协议不满，并选择退出，以便自己提起诉讼。到2011年7月，这些共同基金家族加入了一个由13名投资者组成的团体，在地区法院起诉美国银行和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再次就美国国家金融服务公司的抵押贷款行为提出证券欺诈指控。这些索赔在2011年11月秘密解决。

二、巴西石油（Petrobras）

巴西石油天然气巨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Petrobras）曾是全球市值第五大的公司，但在2015年巴西政府揭露了一项复杂的腐败案后，该公司股价暴跌。2010年，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开始通过收购和建设新设施来扩大产能。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内部猖獗的腐败和贿赂导致该公司在这些项目上支付了大量过高的价格。在政府调查揭露了腐败细节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股票价格急剧下跌，该计划涉及数千名员工，使公司损失了至少280亿美元。截止到2015年3月，该公司的普通股股价下跌了80%。

2015年1月，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投资者开始在纽约南区根据交易法案10(b)提起诉讼。原告称，公司的财务报表是虚假和误导的，因为大量的贿赂和超额收费夸大了费用。原告还指控说，该公司在经营的正规性和合规程序的有效性方面做出了虚假和误导性的陈述。

2015年2月，法院合并了针对巴西石油公司的诉讼，并指定大学退休金计划有限公司为首席原告，大学退休金计划有限公司是一项英国大学员工养老金计划。但在随后的几个月里，共同基金开始自行采取行动。截至2015年9月，由Vanguard、Dimensional、State Street和至少其他10个基金家族拥有的共同基金都起诉了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指控其存在10(b)违规行为。这些基金拒绝加入联合集体诉讼，而是选择寻求自己的索赔。选择退出的原告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重要性之大，使得一位观察人士称巴西国家石油公司是“选择退出原告地位的分水岭性案件”。

通过选择退出，共同基金获得了一些好处。首先，他们了结了诉讼，而且比集体诉讼的原告得到赔偿的速度要快得多：Dimensional和道富银行在2016年11月了结了诉讼，先锋银行在2017年6月也了结了诉讼。根据和解协议，该基金收回了数亿美元的直接和解款项。相比之下，集体诉讼和解直到2018年1月才宣布，索赔人将不得不等待数年的和解行政程序，他们的索赔才能得到支付。尽管直接和解协议的条款是保密的，但共同基金的表现很可能比集体诉讼和解协议要好。在集体诉讼和解协议中，29.5亿美元的支付预计只会带来每股1.33美元的收益。对先锋基金（Vanguard）来说，截至2018年9月，该公司只有5,483,191股巴西国家石油公司的股票，这意味着预计将恢复约729万美元。进一步支持这一结论的是，在与先锋基金（Vanguard）达成和解协议后，巴西国家石油公司将用于股东和解的资金拨备从3.72亿美元提高到4.45亿美元。

三、美国不动产资本公司（American Realty/VEREIT）

2014年之前，美国不动产资本公司（American Realty Capital Properties）以管理价值300亿美元的房地产投资组合而闻名，其中包括数百家红龙虾（Red Lobster）门店和大型单户住宅投资组合。2014年10月，这家房地产投资信托公司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承认，它夸大了运营收入。纠正这个错误使当时美国房地产公司的价值减少了大约三分之一。当天，美国房地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CEO）和首席运营官（COO）等3名高管辞职。截止到10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展开了刑事调查，最终对该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判处了18个月的有期徒刑。

丑闻发生后，该公司更名为VEREIT，并更换了董事会。但这并没有阻止原告于2015年1月向纽约南区美国地方法院提起多起集体诉讼。原告称，REIT公司违反了联邦证券法，进行了虚假和误导性陈述，并歪曲了公司的经营前景，进行了欺诈行为。这些投诉被合并，TIAACREF被任命为首席原告。不过，贝莱德在纽约证券交易所维持了单独的证券行动。先锋基金（Vanguard）在该REIT持有13%的股份，并指控其投资者因该欺诈案损失了数十亿美元，该基金也向美国亚利桑那州地区法院提起了证券欺诈诉讼。

集体诉讼仍在继续，但共同基金已经解决了他们的诉讼。2018年6月，VEREIT宣布以9000万美元了结了先锋基金（Vanguard）的诉讼。几个月后，在2018年10月，VEREIT以8500万美元的价格与贝莱德和其他6家基金达成和解，这些基金共持有该REIT 11%的股份。2019年9月，该集体诉讼宣布了一项1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尚待司法批准和索赔管理程序。

四、泰科（Tyco）

2000年代初，泰科首席执行官（CEO）丹尼斯?科兹洛夫斯基和首席财务官（CFO）一起洗劫了数亿美元，这是企业贪婪的典型例子。值得注意的支出包括1.5万美元的伞架、6000美元的浴帘和200万美元的罗马狂欢主题生日派对，这些都是由泰科的股东支付的。科兹洛夫斯基被起诉的罪名是，通过人为抬高公司股票的价值，获得了4.3亿美元，并将其出售，从公司盗取了1.7亿美元。他被判犯有诈骗罪而入狱。但随着刑事审判的进行，泰科的股东们对公司提起了民事诉讼。具体来说，有一群股东指控泰科发表了虚假且具有误导性的声明，人为地抬高了股价，并未能披露关联方交易以及向科兹洛夫斯基和其他内部人士支付的款项。由于这些事实被公开，公司股价下跌了40%以上，可能会造成1000亿美元以上的损失。泰科最终以当时超过30亿美元的价格解决了这些索赔，这是证券集体诉讼历史上企业被告支付的最大一笔赔偿。但包括贝莱德（BlackRock）在内的一些机构原告决定不参与集体和解。大约一年后，选择退出的原告宣布赔偿5400万美元。

五、瓦伦特制药（Valeant）

很多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投资者是这家加拿大制药公司的大股东，在其欺诈和滥用业务行为被曝光后，其股票几乎失去了全部价值。在公司的巅峰期，投资者不知道瓦伦特制药（Valeant）的经营战略是靠价格欺诈。瓦伦特制药（Valeant）最终承认，收购一家公司后，会立即将价格平均提高66%。为了实施这一战略，瓦伦特制药（Valeant）建立了一个秘密的专业药房网络，这些药房将提高药品价格，并从事其他欺诈行为，以欺骗药品购买者。其中一家药店是菲利多尔公司（Philidor），它声称是独立的，但实际上是由瓦伦特制药（Valeant）创建和控制的。

但是，到2015年，瓦伦特制药（Valeant）的价格战略受到了美国国会的调查，各种媒体也揭发了瓦伦特制药（Valeant）的欺诈行为。不久，瓦伦特制药（Valeant）与菲利多尔公司（Philidor）的真实关系和秘密药店网络被曝光。2015年10月，菲利多尔公司宣布停业，2016年2月，瓦伦特制药（Valeant）公司承认财务欺诈，并宣布接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调查。随着这些丑闻的曝光，瓦伦特制药（Valeant）公司的股价急剧下跌。

2016年6月，瓦伦特制药（Valeant）投资者向美国新泽西州地区法院提起集体诉讼，指控瓦伦特制药（Valeant）违反了《交易法》，原因是其虚假和误导性陈述，以及未能披露其真实的商业行为信息。此后不久，普信基金（T. Rowe Price）代表数十家共同基金对瓦伦特制药（Valeant）提出了包含类似指控的直接诉讼。直到2016年4月，普信基金（T. Rowe Price）一直是瓦伦特制药（Valeant）的第三大股东和坚定的支持者：2016年3月，即使在瓦伦特制药（Valeant）的不端行为被曝光后，普信（T. Rowe Price）的瓦伦特制药（Valeant0首席分析师向投资者保证，瓦伦特制药（Valeant）的许多优势都被忽视了。但到了5月，普信已经出售了大部分瓦伦特制药股票，后者的股价一直在下跌。到了6月，普信已经直接起诉瓦伦特制药及其六名高管，指控瓦伦特制药参与欺诈和证券违规行为。

2018年1月，在普信提起诉讼大约一年半之后，贝莱德代表其80只共同基金在新泽西州的美国地区法院对瓦伦特制药提起了直接诉讼。与普信等集体原告一样，贝莱德也在诉讼中称，瓦伦特制药的股价被人为抬高的主要原因是，贝莱德公司歪曲或遗漏了重要事实，违反了《证券法》。这两起直接诉讼以及集体诉讼仍在审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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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案例表明，如果共同基金愿意，它们可以积极参与股东诉讼。事实上，这些例子是令人鼓舞的，因为它们表明，共同基金采取积极的方式进行诉讼，以确保投资者获得额外补偿，并起到威慑作用。但问题是为什么这样的例子如此之少。在过去的十年里，还发生了许多其他令人震惊的欺诈或不端行为，而十大共同基金家族对此视而不见。在本研究样本中，这些引起诉讼的明显不端行为案例，没有一个被超过3个基金家族追诉

【参考文献】

1. Sean J. Griffith? & Dorothy S. Lund: [J],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87:1149,2020